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是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社会功能的核心命题,出自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开篇:“夫画者,成教化,助人伦,穷神变,测幽微,与六籍同功。”这句话浓缩了儒家艺术观的根本立场,值得从多个层面拆解。
字面含义
“成教化”指艺术(此处特指绘画,但可推广至一切文艺)能够完成、成就道德教化功能;“助人伦”指艺术有助于维护和理顺人伦关系——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等社会基本秩序。“成”与“助”都是动词,强调艺术不是被动反映伦理,而是主动参与伦理建构。
思想渊源
这一命题并非张彦远独创,而是儒家艺术观的系统表达。孔子论诗“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”,已隐含文艺的社会功能;《毛诗序》更明确说诗能“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”。张彦远的贡献在于把这套诗学命题移植到绘画领域,并赋予绘画与经典同等的地位——“与六籍同功”,即绘画的教化功能可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相提并论。这在绘画长期被视为“技艺”而非“学问”的背景下,是一次重要的价值提升。
在绘画史中的具体展开
张彦远并非空谈,他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用大量画例支撑这一命题。比如他列举历代帝王图像、忠臣孝子烈女图、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等,说明这些作品的功能在于“存乎鉴戒”——让观者见贤思齐、见不贤而内自省。他还引用曹植的话:“观画者,见三皇五帝,莫不仰戴;见三季异主,莫不悲惋;见篡臣贼嗣,莫不切齿;见高节妙士,莫不忘食;见忠臣死难,莫不抗节……”这段话生动描述了绘画如何通过形象直接作用于观者的伦理情感,比抽象说教更具感染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,张彦远把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放在“穷神变,测幽微”之前,但两者并提,说明他并非把绘画仅仅当作道德工具。他同时重视绘画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,只是认为教化功能是绘画之所以能与经典并列的根本理由。
理论张力与局限
这一命题内含一个张力:艺术的教化功能要求内容明确、导向正确,而艺术的审美本性又要求形式自由、意味含蓄。过度强调“成教化”,容易使艺术沦为图解道德的工具,削弱其独立性。后世文人画兴起后,对“成教化”的强调逐渐让位于“畅神”“自娱”,正是对这一张力的回应。但即便在文人画话语中,“助人伦”的底色也并未完全消失,只是从显性说教转为隐性涵养。
另一层局限在于,“人伦”在传统语境中特指等级化的伦理秩序,其具体内容带有时代烙印。今天重提这一命题,需要剥离其特定的等级内涵,保留其合理内核:艺术确实具有塑造公共价值、维系社会共识的功能,只是这种功能应当通过审美感染而非强制灌输来实现。
现代回响
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在当代仍有讨论价值。它提示我们,艺术并非与社会无关的纯粹形式游戏,而是参与意义生产和社会整合的实践。但现代语境下,这一命题需要被重新审视:教化的主体是谁、内容由谁决定、如何避免教化滑向规训,都是传统命题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。张彦远的原意是精英士大夫以艺术辅助儒家伦理秩序,而现代社会的艺术教化更应建立在公共理性和多元价值协商之上,而非单一伦理体系的单向灌输。
简言之,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是中国艺术理论中把审美与社会伦理联结起来的经典表述,既揭示了艺术的社会功能维度,也暴露了工具化风险,其价值在于提供一个反思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起点,而非一套可直接套用的规范。